前文说过，马士英因拥立福王和想要拥立潞王的东林党存在巨大的分歧。

东林党无时无刻的想把马士英拉下马然后把持朝政防止弘光帝秋后算账。可马士英也不是好相与的，他依靠江北四镇又提拔恩人阮大铖与东林党抗争。

阮大铖原本是东林党一员，他是东林党大佬高攀龙的弟子，又和左光斗这位东林领袖是同乡。他在斗倒非东林阁老史继偕等人的政争中立下头功，被东林党引为骨干。可没多久因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阮大铖来京城补缺，哪知道此时左光斗和高攀龙内讧，左光斗直接以“以察典近，大铖不可用”而任命了高攀龙的另一名弟子——同为东林闯将的魏大中。

这相当于被左光斗晃点了，阮大铖大怒之下，魏忠贤一招揽就想也没想的投靠了，魏忠贤也没让阮大铖失望，让他如愿以偿的当上了吏科都给事中。可官也没当多久，一个月后就遭到东林党的报复，至此他和东林党决裂。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出身东林又是反东林楷模，估计两面都难讨好就辞官归乡观望当个政治投机者。唯一的成功的投机就是让马士英代自己出仕并登上高位。

不过马士英虽然是政治投机分子可南京城破他一直坚持抗清直到1646年被俘虏后遭到杀害。小人阮大铖却献南京投降建奴，又恬不知耻的当了带路|党。

1644年7月又是一次大朝议，湖广巡按黄澍与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入朝，三拜之后黄澍就开始对首辅马士英发难，先是痛斥马士英弄权误国，说他打压东林一系官员又排挤镇守武昌的左良玉，说道情真处泪流满面。搞得弘光大受感动，觉得他言之有理。黄澍受到鼓舞说的愈发起劲。

这些罪名其实马士英都有，当时马士英就绷不住主动下跪请求处分以争取同情，“陛下有所不知，东林-复兴社为把持朝政而不遗余力的排挤南来官绅……”

黄澍说的正激动见马士英跪在自己前面狡辩，顿时气不打一出来就用自己手上的笏板猛的拍在马士英的背上，痛得马士英大叫，连连向弘光帝求助。

接着黄澍又向弘光帝陈述了马士英十大该斩之罪：

一、 身为凤阳总督，弃朱家发祥之地，使陛下受轻弃祖宗之罪，是为不忠，当斩。

二、 国家大难初定，本应为先帝复仇，但马士英却不思进取，只知道索取自肥，当斩

三、 讨伐张、李贼子时，踌躇不前，导致二贼做大，有失封疆大臣之责，当斩。

四、 先帝时，曾举荐张献忠旧部入朝为官蒙蔽先帝，是为通贼，当斩。

五、 马士英部下曾做假印信谎称从贼将手中缴获，以此邀功是为欺君，当斩

六、 拥立新君后，处处以元勋自居，到处说“非自己不能”，无功自傲，当斩

七、 贪污成性。侥幸从“逆案”中漏网，本朝掌权后起复原“阉党”余孽阮大铖，当斩

八、 克扣军粮，军无士气，事无可依，一旦陛下嘉恩，马士英便表功请奏，当斩

九、 马士英不将兵力用在江防却用于自认宅邸，故私利而枉朝廷，当斩

十、 上得罪列祖列宗，下得罪黎民百姓，人神共愤，当斩

这十条罪名有些是事实，有些纯粹是捕风捉影，朱由崧心中也清楚，刚想宽慰几句黄澍，将事情糊弄过去，就有大臣上奏。

站出来的是左都御史刘宗周，“启禀陛下，魏忠贤逆案为先帝钦定，阮大铖为阉党余孽不可起复，逆案更不可翻。阮大铖进退，关乎江左兴衰，不可不察。”接着又有十几名大臣支持刘宗周反对阮大铖起复。

前些日子，马士英为报阮大铖举荐之恩，就以定策和边才的名义竭力举荐，上奏疏道：“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臣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但本官天启年间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争缺，本官虽近让，与当时诸臣嫌隙遂开，因牵入魏忠贤逆案。其实本官既未建祠、未称功诵德，径坐以阴行赞导。夫谓之赞导，已无实迹，且曰阴行，宁有确据？故臣谓其才可用，罪可宥也。”并且不顾其他阁臣的反对，亲自票拟取得弘光的同意：“召逆案为民阮大铖冠带来京陛见。”

七月的天十分炎热，大殿内虽然有些冰在降温可根本挡不住热浪袭人，马士英本来就汗流浃背，又被黄澍怼的冷汗直流，昏昏沉沉。经刘宗周这么一奏立即精神起来，他就没打算为魏忠贤翻案。辩驳道：“臣非推翻逆案，今国家危难，阮大铖乃大才，岂能因逆案而弃之不用。再则当年之事并无实据，只因都给事中一职争缺而起被误为阉党。请陛下明鉴。”

弘光本来就不耐烦，他心里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与其说东林党针对的是有拥立之功的马士英，其实还是针对自己。他们这是想排挤马士英好把持朝政架空自己。阮大铖乃拥立自己的功臣，难道自己不能信任还信任那些要拥立潞王的东林党？

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姜姜曰广出列道：“陛下以亲以序合立，马士英无功却以元勋居，居心叵测，今又擅权欲起复逆案余孽，请陛下明鉴。”这是攻击马士英十宗罪之六、七。

马士英气急，还没完没了了，立即反唇相讥道：“本官无功，只是尔辈想要立疏藩，所以就成就了本官。”

当即又跳出几位东林党成员攻击马士英克扣军粮，私卖火器。“月中，有传言下关码头有士卒封锁并传来枪声疑似有私卖粮草军械。请陛下严查。”

这件事的内情，朱由崧是清楚的，火器等物质实际上是他授意卖的。他一路从洛阳逃亡，在怀庆避难，随后跟随潞王在淮安暂居，接着崇祯殉国，他贿赂总督京营太监卢九德向江北三镇总兵相助才登基称帝。因此他根本没有钱享乐。

事前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是卖给太子，只是听说四川石柱秦良玉求军饷不成才派人来南京购买，实际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朝廷发不起军饷，各总兵都是自筹。秦良玉一直忠心耿耿，他也就没多想还特意吩咐要价格低些。哪知道派出去的高起潜直接死了，据回来的官员回报说是太子购买的军粮、火器。

在听人提起时，朱由崧的心不由的提起来，要是朱慈烺的事被捅出来，那可是比潞王更有威胁。说起来自己的帝位就是夺人家的。还好没人提。

此时东林党骨干并不是不知道太子已经到了南京，之所以没提，是因为时机不到，今日的弹劾只是为了以后做铺垫。

有人攻击马士英克扣军饷私卖火器，那些着武将侯伯立即就不干了，当即有人跳出来反驳，也有马士英的同党和看不起只会耍嘴皮子的东林党的中立人士如吏部考功司主事夏允彝、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工科都给事中李清等。

最终诚意伯刘孔昭上言：“珰案昭雪，专为阴行赞导原无实迹者言之耳，若献媚有据，岂应翻案？”阴行赞导即莫须有，意思说逆案已经盖棺定论，都是那些小人的莫须有之言，岂能因为没有证据就翻案。

弘光帝立即点头并下诏：逆案无得滥雪。但并没有说不得让阮大铖出仕。弹劾马士英的事不了了之。

对这个结果，东林党并不能说不满意，最起码魏忠贤案不可能翻案了，他们保住了自己的政治成果，防止了逆案余孽对自己清算。

弘光帝及马士英一系看似和稀泥成功可这完全没达到东林—复兴一系的政治述求，反而朝堂的政治分裂越来越大。这裂痕根本是不可能弥补的。

首先帝系希望朝堂能够平稳为划江而治做准备，江北四镇已经因“定策”之功获得了想要的爵位，他们一心追求的是在江北争夺繁华之地，既可以过太平日子，又可以就近要挟朝廷。

四人之间也相互敌视，如高杰就是原李自成部属投降过来的，他根本就没有忠于明朝之心，比如史可法在讲话时时常引用“圣旨”，高杰不以为然，当面顶撞道：“旨、旨，什么旨！你曾见皇极殿中有人走马！”那意思是圣旨算个屁，朝廷根本没有武将可用，我想听就听不想听，圣旨连个屁都不是。

刘泽清是被李自成赶到淮北的，他在崇祯朝末期就已经不听调令了，他更不会听从朱由崧的调令。他在陛见弘光帝时大言无忌道：“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曹易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今请罢制科勿设便。”这是直接看不起文臣，叫皇帝罢免所有文官并取消科举重用自己，等天下被打下来再让文官出来收拾局面。

刘良佐此人被其他三镇排挤与他们相互敌视，还有一点是他弟弟刘良臣早就投降了建奴。历史上建奴一南下，他就举兵投降，一枪没放一箭未射。

黄得功有一次跪着听使者宣读诏书，觉得不合自己的意思，不等诏书读完就爬起来，“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诏也！”，不过他也相对于忠于明朝，建奴兵临南京，朱由崧就是逃到他的军营里，刘良佐劝降，黄得功力战被射一箭而亡。

这四个人只要对朝廷的官员不满意就上疏云“乞付军前正法”，不满意谁就想杀谁。气焰就是如此嚣张，皇帝和廷臣根本就无可奈何。武昌的左良玉就更不用说了，早在崇祯朝就不再接受朝廷调令，他的势力最大，其他四镇根本就打不过。

也就是说南明朝廷最受重视的江防全都操控于四镇和左良玉之手，而他们根本就不听朝廷调令，整个江防如同虚设。最过份的是四镇还为了谁能驻扎繁华之地而相互攻伐，甚至掠夺民间扩大自己的势力，比如高杰在扬州周边四处烧杀抢，扬州的百姓惧怕高杰，不让他驻扎在扬州，高杰恼羞成怒直接下令攻城。

此五镇根本就农民军或清军的手下败将，怯于公战，勇于私斗，遇敌望风而逃，视民如俎上之肉，毫无进取之意。而史可法作为南京最高军事统帅，在明末官场久经磨练，对当时的文恬武嬉早就司空惯见，他对四镇的搜刮地方、荼毒百姓也心中有数。他曾经在洪承畴、吴甡手底下干过，也知道洪承畴统十三万精锐明军被清军歼灭殆尽，吴甡宁愿丢官也不敢和李自成等叛军作战，这些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导致他畏清军、叛贼如虎，只能和四镇唱一个调子就怕他们不满而叛变。

我们必须承认史可法个人品德是非常好的，但这无法弥补他的不作为。